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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美歐高端智庫報告分析（下篇）

——基于13384篇報告的大數據分析

王一童 柴亞超 童天樂

一、研究背景

2024年下半年，全球政治經濟局勢呈現出穩中求變、變中求進的復雜調整態勢，盡管面臨多重挑戰，但2024年全球經濟繼續緩慢復蘇，制造業景氣度逐步修復，通脹壓力有所緩解，國際貿易呈現回升跡象。與此同時，全球正經歷以數字化、人工智能為驅動的深刻變革，新興技術加速重構產業格局，清潔能源產業鏈和關鍵礦產資源成為大國戰略博弈的新焦點。在應對氣候變化背景下，各國加速推進能源轉型，由于不可再生能源產業鏈和供應鏈安全問題日益凸顯，美歐國家力圖通過立法和政策強化關鍵礦產本土化戰略，圍繞鋰、鈷等戰略性資源展開激烈競爭。

在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中，深入分析和準確判斷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國際形勢的基本特征和演變趨勢，有助于我們準確把握先機、掌握戰略主動、有效應對風險。美歐智庫憑借深厚研究積淀和廣泛影響力，其政策分析報告已成為透視政府決策邏輯和社會輿情的重要窗口。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經濟復蘇仍存在區域不平衡，亞洲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持續擴張而歐美呈現疲軟態勢，疊加地緣政治沖突和貿易保護主義因素，經濟溫和復蘇中波動風險顯著。面對多極化趨勢深化和產業鏈重構，加強國際合作與結構性改革成為各國應對挑戰的共同選擇。在此背景下，統籌把握技術創新、資源安全與全球治理之間的互動關系，對實現我國可持續發展具有關鍵意義。

2022年以來，中咨公司持續跟蹤美歐智庫研究動向，對美歐智庫全量報告文本進行大數據分析，本報告屬于美歐智庫成果大數據研究系列。全面了解美歐國家對國際政治、經濟貿易、中國發展等關鍵領域的認知情況，可助力我國政府決策部門及時研判美歐國家對我國的政策戰略意圖，結合國內實際情況制定應對策略，提升我國信息情報領域的決策參考服務水平。

二、樣本選取

研究樣本選取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Brookings Institution）、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Carnegie Endowment for lnternational Peace）、比利時布魯蓋爾研究所（Bruegel）、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又稱查塔姆社：Chatham House）、美國蘭德公司（Rand）、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簡稱威爾遜中心：Wilson Center）和美國進步中心（CAP.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等9家智庫。

樣本報告涵蓋國際政治、地緣政治、中國、軍事、科技、安全、貿易、供應鏈、規則、資源、基礎設施建設、特朗普、制裁等相關關鍵詞的研究報告，共計13384篇。

三、文本數據分析

（一）各智庫關注領域 

據統計，2024年下半年，美歐智庫中聚焦安全、科技、國際政治等議題的研究報告占比在五分之二左右；聚焦中國、資源、制裁等議題的研究報告占比在四分之一左右；聚焦貿易、規則、軍事、地緣政治等議題的研究報告約占五分之一；聚焦基礎設施建設、相關供應鏈、特朗普政府、對等關稅等議題的研究報告約占八分之一。

1.威爾遜中心

威爾遜中心聚焦國際政治與規則研究，指出在全球技術競爭深化的當下，美國需構建強有力的技術聯盟以鞏固競爭力。威爾遜中心認為當前技術競爭已成為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的核心議題，面對中國等國家的挑戰，美國必須通過聯盟機制整合資源。這種協作不僅能推動技術創新，更可以在關鍵領域形成協同合力，有效應對包含網絡安全、氣候變化、經濟不平等在內的全球性挑戰。通過共享最佳實踐與優化資源配置，美國得以在國際舞臺上維護技術領導地位，實現戰略目標與安全需求的平衡。

在國際規則塑造的研究中，威爾遜中心認為，國際政治在意識形態的斗爭中發生了顯著變化，“意識形態斗爭” 轉化為 “利益博弈”，這種轉型既造成了國際秩序混亂，也孕育著新規則體系萌芽。特朗普政府將對華政策從 “價值觀遏制”轉向“經濟脫鉤+科技封鎖”。對 TikTok的75天寬限期、稀土出口管制、半導體禁令等措施，本質是用商業手段實現戰略目標。中國則通過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深化區域經濟合作，在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上提出“同球共濟”理念，構建替代規則體系等措施予以應對。

2.布魯金斯學會

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領域較為廣泛，被稱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庫”，其研究相對側重安全和貿易方面。布魯金斯學會認為近幾十年來基于原有的國際秩序面臨挑戰，尤其是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角色調整及其對國際規則的履約弱化造成其影響力不斷下降。隨著全球經濟和政治環境的變化，國際規則基礎秩序正遭遇越來越多的挑戰，尤其是美國在這一體系中的領導地位受到質疑。特朗普執政后美國的單邊行動和對國際規則的忽視必定導致他國反制性響應，進而削弱全球合作的基礎。為了維護有效的國際秩序，各國需要共同努力，建立明確的規則和標準，以應對新興的地緣政治競爭和經濟保護主義。只有通過合作和遵守共同的規則，才能確保國際關系的穩定與世界和平。

布魯金斯學會通過大量分析全球貿易問題，提出美歐應加強國際合作以應對全球挑戰。國際合作在應對全球性挑戰中至關重要，但這種合作面臨著日益復雜的地緣政治環境和經濟壓力。在當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合作是解決諸如氣候變化、貿易政策和全球金融等問題的關鍵。然而，隨著地緣政治的變化，尤其是在面對經濟保護主義和國家安全考量的時候，國家之間的合作變得更加困難。各國需要在促進經濟增長與維護國家安全之間找到平衡，以應對共同的挑戰。

3.布魯蓋爾研究所

布魯蓋爾研究所是歐洲國際經濟學領域的頂尖智庫，很多歐盟國家政府和跨國大公司都是其會員。近幾年來，其關注重點多是國際政治和特朗普帶來的影響。在國際政治領域，布魯蓋爾研究所強調，國家戰略部門（例如國家安全委員會、國際發展與合作機構、中央情報局、外交部門等）在國家安全、經濟安全和社會福利供給中尤為重要，在影響國際關系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布魯蓋爾研究所對國際政治專家和學者對海外基地和國際政治的不同研究方法進行了深入的評估，認為專家對當前的國際局勢的判斷眾說紛紜，整體認知非常復雜，沒有較為明確的一致觀點。

在特朗普專題領域，布魯蓋爾研究所指出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供應鏈區域化提升“美國國家安全”，但此舉犧牲了全球化分工的效率優勢。例如，美國本土半導體工廠的建設成本是東亞的3倍，且缺乏熟練工人，導致產能恢復緩慢。這種低效重組可能拖累全球經濟增長。未來世界會有兩種走勢，一是有限脫鉤下的多極共存，中美在關鍵技術領域形成平行體系，如人工智能（AI）、量子計算等，但中低端制造和能源貿易維持有限合作，全球供應鏈呈現“區域化+彈性化”特征，經濟崩潰風險可控；二是系統性危機與秩序重構，若特朗普進一步升級貿易戰（如凍結中國持有的美債），可能引發全球金融市場連鎖崩潰，但這一場景需要疊加地緣沖突（如臺海危機）或能源危機才可能觸發。

4.蘭德公司

蘭德公司是美國最重要的以軍事為主的綜合性戰略研究機構，現已發展成為一個研究政治、軍事、經濟科技、社會等各方面的綜合性思想庫，被譽為現代智囊的“大腦集中營”。它的一系列研究報告重點分析了美國需要加強的經濟貿易安全問題，美國與中國在非洲的資源競爭加劇，影響了美國的外交影響力和經濟戰略。隨著中國在非洲的經濟影響力不斷擴大，美國在資源獲取和外交關系方面面臨著挑戰。中國不斷增強與非洲國家的經貿關系，重點是在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地區，開展產業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這種情況使美國需要重新評估其在非洲的戰略，以保持其經濟和外交競爭力。美國雖然擁有豐富的資源，但在發展策略上未能有效利用這些優勢，導致其在與中國的競爭中處于劣勢。為應對這一挑戰，蘭德認為美國必須加強其出口控制策略，并在技術和創新方面加大投入，以便在全球市場中保持競爭力。

相關研究員指出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關系正面臨著復雜的挑戰，尤其是在貿易政策、經濟安全和技術競爭方面。當前的貿易關系不僅受到經濟因素的影響，還受到國家安全和技術競爭的驅動。美國在應對中國的貿易政策時，必須考慮到自身的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同時也要應對來自國內外的壓力。隨著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加劇，政策制定者需要采取更為靈活和全面的策略，以平衡經濟增長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關系。此外，貿易政策的變化可能會對全球供應鏈和國際貿易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

5.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是美國成立最早又頗有影響的基金會之一，其研究具有鮮明的特色，以安全、中國問題為研究重點，相關報告約占其研究報告總量的二分之一。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提出西方對俄羅斯實施的制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經濟和軍事能力，但俄羅斯通過與中國、伊朗和朝鮮等國的合作，逐漸找到規避制裁的途徑。自2022年俄烏沖突以來，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經濟制裁，旨在削弱其經濟和軍事能力。然而，盡管這些制裁在短期內對俄羅斯經濟造成了一定的壓力，俄羅斯卻通過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尤其是中國、伊朗和朝鮮，逐步建立起了規避制裁的網絡。這種合作不僅幫助俄羅斯維持了其軍事供應鏈，還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制裁帶來的經濟沖擊。隨著時間的推移，俄羅斯的適應能力和與其他國家的經濟聯系使其能夠在制裁環境中生存并繼續進行軍事行動。

關于安全領域，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多名研究員提出，當前的國際安全環境面臨著多重挑戰，特別是俄羅斯的行動對歐洲安全構成了直接威脅，同時中國的崛起也在重新塑造全球安全格局。隨著俄烏沖突的加劇，歐洲的安全形勢變得更加復雜，許多國家開始重新評估其安全政策和防御能力。關于中國問題，隨著中國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力不斷增強，尤其是在經濟和軍事領域，這使得西方國家不得不考慮如何在與中國的競爭中保持自身的安全和經濟利益。此外，國際社會對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有效性產生了質疑，尤其是在面對大國之間的對抗時，安全理事會的決策能力十分有限。因此，歐洲國家需要加強自身的防御能力，并在多邊框架內尋求更有效的安全合作。

（二）各領域主要話題

通過分析2024年下半年全球知名智庫不同研究主題的高頻詞，可以窺見不同主題的關注重點，并預測未來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

1.地緣政治：朝鮮深化與俄羅斯的戰略協作，抗衡美國霸權，推動多極化發展進程；北約加強北極地區軍事設施的防護，應對多樣化安全威脅。

朝鮮借大國矛盾謀利，聯俄抗美提升地位。金正恩在地緣政治格局中展現出巧妙的能力，利用東北亞主要國家之間的矛盾來謀求利益。通過部署軍隊、核威懾升級及參與國際沖突（如俄烏沖突）換取硬通貨和戰略資源，同時提升對韓國的地緣優勢。這種策略反映了他在復雜的國際關系中尋求更大的影響力。朝鮮在中美俄博弈中主動扮演中俄盟友角色，借兩國經濟、軍事和政治支持對抗美日韓聯盟，并緩解自身孤立。同時，通過參與多極秩序構建（如呼應中俄“多極世界”主張），爭取外交認可并擴大極權陣營影響力。

北約針對俄羅斯的混合威脅，加強北極海底設施監測，并深化國際協作機制。由于北極光纜占全球95%數據流量，承載日均10萬億美元交易，鑒于北溪管道之前遭遇過襲擊，歐洲利用北極地區關鍵海底基礎設施方面面臨著日益增長的威脅，尤其是來自俄羅斯等國的混合攻擊。增強北約及其成員國對這些脆弱性的態勢感知，并采取措施加強基礎設施的安全性和韌性成為必要。這包括投資于監控和保護技術，以及加強國際合作，以應對來自俄羅斯及其他國家的威脅。

2.科技競爭：聯邦政策的滯后導致各州立法出現割裂，在國際競爭與合作中，應加強監管制度的協調與創新。

目前，美國在人工智能（AI）領域尚未建立統一的全國性規范體系，這使得各州在責任歸屬和法律適用方面存在顯著差異。美國各州在AI定義、監管重點（如醫療、金融等）和法律責任劃分上存在顯著分歧，導致企業合規成本高昂（例如猶他州要求披露自主互動系統，康涅狄格州聚焦高風險AI透明度）。隨著AI技術的迅速發展，如何處理AI造成的傷害和責任問題變得越來越復雜。由于美國的法律體系是基于各州的普通法，導致不同州在確定責任的關鍵規則上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可能會影響AI開發者的責任承擔和潛在的賠償金額。因此，建立全國統一的規則對于確保AI技術的安全和有效應用至關重要，同時也能為開發者和用戶提供明確的法律框架。

大國博弈推動技術自主與國際合作交流，同盟對抗與創新競合并存。隨著技術的迅速發展，尤其是在軍事和高科技領域，各國之間的競爭愈發激烈。美國與其盟友正在加強合作，以應對來自中國和俄羅斯等國的挑戰。同時，技術轉讓和合作的復雜性也在增加，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的考量使得各國在技術交流上更加謹慎。各國在尋求技術自主的同時，也在努力建立更緊密的國際合作關系，以確保在全球技術競爭中保持優勢。

3.資源礦產：資源統籌協作保公平，鋼鋁高關稅護本土制造。

美國智庫認為美國國家級資源管理需統籌多方協作，科學調配保障公平與可持續。在當前全球面臨多重危機的背景下，資源的有效分配和管理顯得尤為重要。美國政府推出“公平資源分配計劃”，建立跨部門的“資源協調委員會”，整合教育、醫療和交通等公共資源數據，通過算法動態調整貧困社區的財政補貼。例如，國防部開發的“資源矩陣”AI系統可實時分析各州醫療、能源和食品供應鏈數據，預測資源缺口并生成調配建議。未來，資源管理調配還需要政府、企業和社區之間的合作，以確保資源能夠被合理利用，并且能夠滿足最需要的群體的需求。

通過提高鋼鋁關稅保本土資源。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將繼續以冶金產品高額進口關稅為核心，尤其是針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進口商品。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內實施的貿易政策以保護主義為主，特別是通過對中國等國征收高額關稅來減少貿易逆差和促進美國制造業復興。隨著特朗普再次當選，第二任期計劃將關稅范圍擴大至更多資源類商品，并可能對中國礦產相關產品實施更高稅率（如60%）。特朗普政策以“美國優先”為導向，將鋼鋁等資源視為本土制造業復興的關鍵，試圖通過提高進口關稅減少對外依賴，重振國內生產。

4.氣候合作：提升供應鏈韌性和穩定性。 

美國以立法投資引領清潔能源轉型，深化全球氣候合作。美國政府正在通過基礎設施投資和政策改革來推動清潔能源轉型，以應對氣候變化并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美國的基礎設施投資和政策改革，特別是《基礎設施投資與就業法》和《通貨膨脹削減法》，旨在促進清潔能源的生產和使用。這些政策不僅提供了資金支持，還通過法律和經濟激勵措施，推動從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的轉型。這種轉型不僅有助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還能為受化石燃料行業影響的社區和工人提供支持，幫助他們適應新的經濟環境。通過這些措施，美國希望在全球氣候行動中發揮領導作用，同時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

美印氣候合作聚焦清潔能源與供應鏈韌性，共推減排目標。美國與印度的貿易關系正在經歷顯著的轉變，雙方在經濟、氣候和國家安全等領域的合作日益緊密。隨著全球經濟環境的變化，美國與印度之間的貿易關系正朝著更加互利和戰略性合作的方向發展。兩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促進可持續發展和加強供應鏈韌性方面的合作，反映了雙方在經濟政策上的共識。此外，印度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尤其是通過與中國的競爭，進一步加強了與美國的更深層次的經濟合作。

5.供應鏈韌性：地緣競爭推動供應鏈重構，多元協作與技術創新增強韌性。

隨著全球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各國在經濟、技術和安全領域的競爭日益激烈。地緣競爭驅動供應鏈重構，多元協作與技術創新提韌性。特別是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競爭，不僅影響了兩國的外交政策，還對全球供應鏈的穩定性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是美國將供應鏈韌性納入國家安全戰略，半導體產業因技術封鎖加速區域化布局。當前由于國家安全、關稅增加等原因，重復建設供應鏈導致企業成本增加。各個國家需在安全與效率間權衡，同時考慮國際合作與競爭并存的情況，如半導體產業尋求區域化與全球協作平衡。

推動供應鏈多樣化，減少單一依賴，增強經濟安全。多樣化和可靠的供應鏈對于應對現代經濟和公共衛生挑戰至關重要。尤其是在藥品和關鍵礦物的供應鏈中，美國智庫建議減少對單一國家（如中國）的依賴，能夠增強國家的經濟安全和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美國在2024年繼續推進《2023-2026年國家衛生戰略實施計劃》（NHSS），通過財政支持和法規協調，擴大國內醫療物資和關鍵藥物的制造能力。例如，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擴大了對藥物活性成分（API）本土生產的資金投入，以減少對中國和印度等國的依賴。同時，美國農業部的食品系統轉型計劃通過投資促進國內生產多樣化，增強農業供應鏈韌性。通過政策激勵和國際合作，推動供應鏈的多樣化，不僅可以促進國內制造業的發展，還能在全球范圍內提升經濟韌性和可持續性。

6.臺灣問題：中美在臺海的戰略博弈加劇，兩岸關系發展受阻。

中美軍事競爭加劇，圍繞臺灣問題局勢緊張。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軍事競爭正在加劇，特別是在臺灣問題上，雙方都在加強各自的軍事能力和戰略部署。隨著中國在軍事和技術領域的快速發展，美國感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美國的戰略目標是通過增強與盟友的合作、提升自身的軍事能力以及實施出口管制等措施來遏制中國的軍事發展。與此同時，中國則通過增強軍事存在和進行軍事演習來宣示主權。這種緊張局勢不僅影響了兩國的關系，也對區域安全和國際秩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中國持續推動兩岸融合發展示范區建設，但民進黨當局的阻撓使相關措施難以落地。面對賴清德當局的挑釁，大陸減少惠臺舉措，如終止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部分關稅優惠，壓縮臺灣的國際空間（如爭取臺灣地區所謂“邦交國”與大陸建交等）。軍事上，解放軍東部戰區在臺海周邊積極實施常態化警巡行動并突破所謂“海峽中線”及“12海里”海空域，對臺形成持續高壓威懾。

7.關稅問題：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關稅政策將重塑全球經貿規則，并對國際經貿格局和全球供應鏈體系產生深刻影響。

長期以來，特朗普認為美國的平均關稅率過低，這是過去關稅和貿易總協定、1994年烏拉圭回合協議和世界貿易組織的遺留問題，這些協議通過談判鎖定了美國的關稅。美國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內，便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實施高關稅政策。智庫統計認為，貿易戰后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中，62%面臨平均16%的關稅率，遠高于最惠國（MFN）稅率，但仍遠低于特朗普在第一任總統競選時承諾的稅率。因此，特朗普在2024年總統競選時，將延續并深化關稅政策，承諾對所有進口商品征收10%至20%的關稅，并對中國商品征收60%的關稅。美國智庫研判認為，大幅提高關稅在短期內將是災難性的，特朗普對多邊機構和規則缺乏興趣， 且對談判的態度強硬，將對全球經濟造成持久損害。因此，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施加的關稅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

美國智庫對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未來能產生效果普遍存在疑慮。盡管特朗普聲稱這些關稅是為了保護美國工人和促進國內制造業，但美國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這些措施將對普通家庭造成經濟負擔，并未能有效解決貿易不平衡或促進經濟增長。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不僅可能導致價格上漲，還可能引發其他國家的報復性關稅，從而進一步損害美國的出口和經濟穩定。盡管美國政府通過提高關稅來試圖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但這種做法并不能完全實現經濟脫鉤。相反，關稅可能帶來貿易流動的變化，關稅的增加可能會使產品價格上漲，從而影響消費者的選擇和市場的競爭力。此外，關稅政策可能會引發其他國家的反制性措施，進一步將國際貿易關系復雜化。

表1 美歐高端智庫重點關注領域

數據來源：作者整理。

（三）作者分析

通過對2024年下半年美歐智庫研究報告的作者進行頻率分析，在共計2686名作者中，發表5篇報告及以上的作者共有1166人，10篇及以上的作者511人，20篇及以上的作者215人。通過對高頻作者進行履歷和研究興趣分析，發現高頻研究者是國際相關課題的關注者，且多在美國國際與戰略研究中心（CSIS），體現了該智庫強大的研究實力。高頻研究者曾在歐美國家政府任職，基本沒有在中國工作的經歷。

此外，高頻研究者國籍為美國居多，少部分來源于歐洲國家。

例如，發文數量最多（474篇）的William Alan Reinsch（威廉·艾倫·賴因施）為美國人，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和約翰斯·霍普金斯高級國際研究學院獲得了國際關系的學士和碩士學位，為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他的主要研究領域為：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國如何通過貿易政策促進經濟發展、維護國家安全以及處理貿易爭端。他曾在美國國家對外貿易委員會擔任了15年的主席，其間積極推動開放市場、支持進出口銀行及海外私人投資公司，并反對單邊制裁，支持合理的國際稅收政策。在克林頓政府時期，他還曾擔任過商務部出口管理局副局長。從2001年至2016年，他同時擔任美國—中國經濟和安全審查委員會委員。

發文數量達221篇的Benjamin Jensen（本杰明·詹森）是美利堅大學博士和碩士，是赫斯特大學（Hurst）的兼職教授講師，自2006年以來一直在非盟教授并幫助開發和平、沖突解決、外交政策和戰略課程。他也是CSIS國際安全計劃未來戰爭、游戲和戰略的高級研究員，以及海軍陸戰隊大學高級作戰學院的戰略研究教授。他在過去十年中一直在研究政治暴力、技術和戰略不斷變化的特征。他還是美國陸軍的一名預備役軍官。

2024年下半年，來自CSIS的多位高頻發文學者在貿易、地緣政治、安全及技術議題上展現出鮮明的研究取向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威廉·艾倫·賴因施（William Alan Reinsch）擁有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及其高級國際研究學院的國際關系學位背景，曾長期擔任國家對外貿易委員會主席，并在克林頓政府時期任職商務部，專注于出口管理與多邊貿易體制的構建，其研究聚焦于如何通過貿易政策維護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本杰明·詹森（Benjamin Jensen）具有多重碩博學位，活躍于CSIS國際安全項目及美國海軍陸戰隊大學，其研究關注技術與戰略、金融穩定及美元霸權的未來挑戰。馬克斯·伯格曼（Max Bergmann）曾任美國國務院多項關鍵職務，其在CSIS的研究則聚焦于中美經濟競爭、制裁與貨幣政策。瑞安·伯格（Ryan C. Berg）擁有牛津大學博士學位，曾在世界銀行與富布賴特項目任職，現重點研究拉美地區的治理與安全。格雷戈里·B·波林（Gregory B. Poling）則以東南亞事務與南海爭端研究見長，兼任CSIS海事項目負責人，其出版成果廣泛。格雷戈里·C·艾倫（Gregory C. Allen）擁有哈佛大學MPP/MBA聯合學位，曾在美軍人工智能戰略制定中擔任重要職務，現聚焦于技術治理與國家安全議題。白明（Jude Blanchette）具有牛津大學背景，并擁有在北京工作的經歷，他長期研究中國政治與金融市場的互動關系。其他如雅菲特·奎松（Japhet Quitzon）、斯科特·米勒（Scott Miller）與阿克沙特·辛格（Akshat Singh）等研究員，則分別在區域安全、全球貿易政策、技術競爭與官僚治理等領域持續發聲，構成了CSIS多元而富有層次的研究網絡。

四、研究啟示

根據美歐智庫研究內容，美國聯合西方盟友對華競爭呈現長期性、系統性、跨域性和陣營性的新態勢，在國際關系、科技競爭、產業鏈供應鏈等方面，對我國發展和安全態勢帶來重大挑戰。相應對策如下：

（一）堅持國際政治多極化發展，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致力于與各國共享發展機遇

國際政治中的國內因素雖然重要，但并非決定性因素，特別是在新興的網絡安全和技術競爭背景下。在國際政治中，國內因素如選舉周期和領導人認知偏好對國際關系有影響，但這些因素并不能完全決定國際局勢的發展。隨著網絡安全和技術競爭的加劇，國家間的關系變得更加復雜，特別是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顯示出在全球范圍內的利益和信念的交織。當前國際形勢復雜多變，各國利益交織且競爭加劇。中國需根據國際環境的變化及時調整外交策略，避免急功近利。例如，在面對美國的壓力時，中國可以通過與歐盟、俄羅斯等合作來分散壓力，并通過經濟外交手段吸引更多的國際支持。

深化關稅政策與供應鏈重組已超越傳統貿易范疇，成為大國戰略博弈的工具。研究表明，僅當關稅升至60%時企業才會大規模轉移，25%關稅下多數企業仍保留在華產能。美國試圖通過關稅推動“去中國化”，但中國通過技術升級與區域合作已經鞏固了供應鏈地位。未來，全球供應鏈將呈現“區域化主導、多元化并存”的格局，而多邊機制改革與數字貿易規則制定將成為緩和沖突的關鍵。在此過程中，企業需在成本控制與戰略安全間尋找新平衡，而國家則需在保護主義與全球化紅利間謹慎權衡。

（二）完善AI立法協同治理，優化環境促信用監管

中央立法統一規則、地方協同破除壁壘、動態治理平衡創新風險。參考美國將AI系統納入產品責任法的思路，中國可考慮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進程，明確AI開發者的責任邊界。例如，可借鑒《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要求企業對AI生成內容的侵權行為承擔連帶責任，并建立算法備案和安全評估制度。推動《公平競爭審查條例》（國令第783號）的實施與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有效廢除地方保護政策。例如，市場監管總局已提出“一企一照一碼”等舉措，未來需進一步推動數據、技術標準的全國統一。參考美國“先發展后立法”模式，可在自動駕駛、金融AI等領域試點“監管沙盒”，允許企業在可控范圍內測試創新產品，同時建立風險熔斷機制。

強化AI監管合規，優化營商環境促信用治理。AI技術的快速發展帶來了監管和法律責任方面的挑戰，尤其是在技術公司和政府之間的合作與治理方面。加強對開源模型的合規審查，例如限制高風險AI模型在敏感領域的應用，同時通過《國家數據安全白皮書》明確數據跨境流動規則。避免地方為吸引投資而提供稅收、土地等優惠政策，轉而通過營商環境優化（如信用監管、執法規范化）吸引企業。例如，可推廣深圳、上海等地的“信用+監管”模式，將合同履約納入企業年報進行公示。

（三）海外基建影響深遠，加強大數據在國家資源調配中的應用

中國海外基建投資影響深遠，美盟友欲與之抗衡。中國在全球基礎設施投資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等增強其經濟和地緣政治影響力。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不僅限于國內需求，還擴展到全球，尤其是在非洲、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等地區。通過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中國在這些地區建立了重要的基礎設施項目，如港口、鐵路和能源設施。這種投資模式使中國能夠在這些國家獲取經濟利益和政治影響力，同時也容易引發關于債務可持續性和治理風險的擔憂。美國及其盟國正通過類似的基礎設施倡議積極應對中國影響力，以期在全球基礎設施投資領域保持競爭力。

在國家資源調動的跨部門數據協同方面，可使用動態算法精準調配以提升應急與公平性。美國建立“資源協調委員會”整合公共資源數據，中國可借鑒此模式，打破部門壁壘，建立跨部門的資源管理協調小組。比如在應對突發公共事件時，能統一調配衛生、公安、交通等多部門資源，提高應急響應效率。同時，美國通過算法動態調整貧困社區財政補貼，中國可進一步完善公共資源數據整合，利用大數據和算法技術，根據不同地區、不同群體的實際需求，動態調整資源分配方案，確保資源向最需要的地區和人群傾斜。

（四）面對美國關稅政策施壓，短期精準反制，中期穩固根基，長期擴大開放格局

2025年4月，特朗普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繞過國會審議程序，對全球所有國家和地區征收10%的 “基準關稅”，并對貿易逆差最大的國家加征更高的“對等關稅”，涉及制造業、電子產品、汽車、鋼鐵、農產品等領域。其中，中國被加征34%關稅，歐盟、日本、印度等60余個國家和地區被征收高低不等的稅率。并于后續幾周內頻繁調整關稅，有些產品要進入美國市場，關稅居然被加到了245%，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和輿論的劇烈反應。隨著國際社會的一致反對和關稅引發其美國國內無法壓制的經濟社會問題，特朗普宣布暫停或撤回部分關稅調整。

據2024年智庫報告的文本分析，特朗普在2024年總統選舉期間就多次提出，延續并深化關稅政策，承諾對所有進口商品征收10%至20%的關稅，并對中國商品征收60%的關稅。從目前結果來看，特朗普對關稅的預期符合其競選團隊提出的目標，而整個關稅鬧劇的過程只是表明特朗普政權對國際經濟形勢把控的低能和無效。中國應進一步把握美方底線、精準對接核心訴求，穩固國內市場、深化全球布局，保障產業鏈供應鏈穩定。

短期內，中國應對美國關稅政策需以“反制+替代+內穩”為核心，將關稅壓力轉化為產業升級與規則重構的契機。首先，精準反制與談判籌碼的積累。中國需延續對等反制措施（如對美商品加征34%~125%關稅），但應聚焦美國痛點領域（以稀土、半導體及芬太尼化工產品和農產品為突破口。例如，稀土出口限制直接威脅美國軍事產業鏈，五角大樓報告凸顯這點。而美國農民因為中方反制失去上百億美金出口市場，抗議呼聲此起彼伏，令特朗普政府疲于奔命）以增強談判籌碼，提升議價能力。同時，利用非關稅工具（如出口管制關鍵原材料、反壟斷調查等）形成不對稱優勢，迫使美國回到談判桌。其次，應規避美國關稅壁壘，通過供應鏈區域化重組降低風險。通過“近岸化+區域化”布局對沖美國關稅沖擊，例如依托RCEP框架強化與東盟的中間品貿易，同時在南美、東南亞等地區建立替代性生產節點，降低單一市場依賴風險。此外，重視內需提振與技術自主雙軌并行推進。針對美國重點加征關稅的電動車、半導體等產業，需加快國產替代進程，通過“市場換技術”模式加速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同步擴大對歐盟、日韓、東盟和印度等市場的出口份額，運用反傾銷調查等貿易救濟工具平衡市場。重視國內需求市場的潛力，避免陷入零和博弈思維，通過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推動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平臺，實現國內外市場聯通，激發中國經濟發展新動能，推進中國國際化發展戰略，推動全球貿易經濟增長。

面對美國統治階層對全球經濟貿易規則的重塑，應基于多邊合作、供應鏈韌性、技術創新和區域一體化戰略，化解美國單邊主義風險并維護自身發展利益。在經濟領域，持續推動產業升級與創新，增強自身核心競爭力，低調務實，降低對外部供應鏈的依賴，強化國內產業鏈的穩定性與韌性。通過加大科研投入并有效落實資金投入，在關鍵技術領域實現真正自主可控，掌握發展主動權。在貿易策略上，積極拓展多元化市場，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合作，分散貿易風險。在外交層面，以務實和謹慎的態度加強與其他國家的溝通協調，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外部力量，共同抵制美國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行徑。在國內政策層面，要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切實擴大內需，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以應對外部不確定性，同時需通過定向降準、出口退稅等工具緩解企業現金流壓力，同時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補貼，提升出口產品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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