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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工程的價值創造、價值形態轉化和價值壽命

中國科學院大學 李伯聰

一、引言

人生在世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許多問題。這些問題中，有些問題主要是“現實性”問題，它們沒有多少“理論內涵”(例如手表表面設計時要選擇“羅馬數字”還是選擇“阿拉伯數字”的問題)；也有一些問題主要是“理論性”問題，它們沒有多少“現實意義”(例如天文學中與“黑洞”有關的許多問題)。本文的研究對象和主題是“工程價值”，這既是一個重大而復雜的現實性問題，又是一個重大而復雜的理論性問題。對于這個問題，雖然已有許多學者從許多方面進行研討，但必須承認其中還有許多理論領域的未發之覆和現實領域的未解之謎。筆者不揣淺陋，嘗試從哲學角度對工程價值研究中的若干問題提出一些淺見，希望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二、現代社會的“日常語言”與“學科語言”和本文的“學科定位”與“跨學科研究進路”

(一)申明本文的“學科定位”和“方法論”特點

在思維、知識和學術領域，現代社會與古代社會的重大區別之一就是古代時期基本上沒有學科分化，而現代社會的學術領域形成了許多不同的學科。對于這個“學科劃分”的意義、作用和影響，許多人——特別是我國高等學校的眾多教師和學生——都有深切感受，無須筆者贅述。

這種“學科分化”和“學科劃分”狀態和現象，有優點也有缺點。優點是有利于學術研究的深入，有助于避免流于空疏膚淺；缺點是往往會使學者“畫地為牢”，有意無意地“限制視域”。為了既保持其優點又避免其缺點，許多學者主張運用“跨學科研究方法和進路”。

對于歐洲哲學的發展進程，在20世紀出現和形成了一個影響廣泛的觀點，認為歐洲古代時期的哲學重在本體論，近代時期重在認識論，20世紀之后出現“語言轉向”(對于linguistic turn，許多中國哲學家都主張譯為“語言轉向”而不是“語言學轉向”)，許多二十世紀的哲學家都重視了語言哲學和語言分析方法的研究，并且這種語言哲學分析方法還影響到哲學之外的一些學科(例如心理學、管理學、神經科學等)。需要申明，本文的“體裁”“定位”(或曰“學科”“定位”)是“哲學”——更確切的說是“工程哲學”；在方法論上本文除特別重視“語言分析方法”——更確切地說是“語言哲學分析方法”——的運用之外，還將特別重視“跨學科方法”的運用。

(二) “日常語言”和“學科語言”的含義、異同和相互關系

雖然對于所謂“語言哲學分析方法”的具體含義眾說紛紜，沒有一致的認識，但許多哲學家都認為語言哲學領域存在著兩個特色迥然不同的方向和流派：一派以羅素等人為代表，他們特別重視對語言的“邏輯分析”，著重于分析和批評“日常語言”中的種種不精確、不完善、模糊不妥之處，有人甚至主張“創造”理想的“人工語言”；而另外一派以吉爾伯特·賴爾等哲學家為代表，特別重視“日常語言分析”，強調日常語言本身是完善的。對于這兩個流派的名稱，人們已經普遍地把后者稱為“日常語言學派”；對于前者，雖然也有少數學者將其稱為“邏輯語言學派”，并且多數人實際上也認定前者構成了一個學派，但多數人往往沒有為其“命名”一個明確的“學派名稱”。

什么是“日常語言”呢?

陳嘉映說：“日常語言也稱自然語言。不過‘自然語言’和‘人工語言’這兩種提法的取向不同。日常語言通常和詩的語言、科學語言、咬文嚼字等相對舉，自然語言則主要和人工語言對舉。實際上正是由于提出了邏輯語言的設想，才有了自然語言這一提法。‘自然’這個概念天然具有抗拒下定義的傾向，所以我們很難為‘自然語言’下個明確的定義，不過它的大致意思是清楚的。”

按照陳嘉映的這個解釋，不需要對“自然語言”下定義而人們就“自然而然”地知道了“日常語言”的含義。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大概情況也的確如此。

可是，如果進一步思量，人們又會發現事情不這么簡單。例如，對于中國古代的老子和孔子與古希臘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來說，他們都“毫無疑問”地使用了“自己的日常語言”。可是，老子和孔子的“日常語言”(古漢語)又毫無疑問地迥然不同于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日常語言”(古希臘語)。由此來看，原先那個不需要進一步解釋其具體含義的“統一”的“日常語言”就變成了語言類型和形態多種多樣的漢語、英語、德語、梵語等等，這里甚至還需要包括古代某些已經消亡的民族的語言(例如中國古代歷史上曾經存在而后來“消亡”的某些少數民族)和一些其他復雜情況下的語言(例如曾經在歐洲顯赫一時而現代已經無人以其為日常語言的拉丁語)。面對這種狀況，我們有理由更具體地把“日常語言”解釋為“某個民族的語言”，或曰針對“具體個人”而言的“母語”。

需要注意，陳嘉映的上述解釋中，已經明確地指出了“日常語言”和“科學語言”的區分和區別——盡管他并未對二者的區分給予進一步的具體解釋。推測而言，陳嘉映之所以沒有進一步的具體解釋，一方面是由于陳書自有主題和限于篇幅，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陳嘉映認為“這二者”的區分具有許多“不言而自明”的特點，無須多言。實際上，筆者也想在此順便指出：從“日常語言”的角度看，確實可以認為“日常語言”和“科學語言”具有許多在“日常語言”意義上“不言而自明”的區分。

可是，如果從“學科思維”“學術理論”和“學科劃分”的角度看，在學術和學科發展史上，“一門學科”之所以能夠成為“一門學科”，往往就在于這門學科“開創出”和“擁有了”不同于“日常語言”而為“本門學科特有的”學術語言，所運用的方法可以是“杜撰新詞”也可以是對“舊詞”使用“舊瓶裝新酒”的方法使其“舊貌變新顏”。例如，對于同一個詞匯“場”，在日常語言的“運動‘場’”中是日常語言之“場”，可是，在電磁學中形成的“電磁‘場’”概念中，這個“場”又成為了科學語言之“場”。特別需要強調之處是：現代學者在開創一門“新學科”時，往往會以“創造出”某些“新語言”的“科學范疇”作為一門新學科形成的重要標志。

現代學術共同體已經公認，現代學者必須使用“學術語言”撰寫學術論文，如果不使用“學術語言”(或曰“學科語言”)，就不可能成為“學科性論文”(為行文方便，本文以下不再刻意區分“科學語言”、“學科語言”和“學術語言”)。

對于“日常語言”和“學科語言”的含義和異同關系，許多人都有“經驗性”“直覺性”的理解，某些學者也有有關的理論分析，這里無意贅言。

在人類歷史上，由于不同民族相互交往的需要，不同語言的“翻譯”也逐步發展起來。從事翻譯的人，不但掌握自己的“母語”，而且需要“習得”另外的“第二語言”。

應該承認，雖然“翻譯實踐”已經有了長期的歷史，但“翻譯理論研究”卻長期滯后，直到二十世紀，才逐漸顯現出有關理論研究迅速發展的新勢頭。最近幾十年中，“二語習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研究甚至顯現出了成為顯學之勢。

在二十世紀的“翻譯理論”和“二語習得理論”中，提出和研究了許多重要的理論問題。這里只談關于如何認識翻譯“確定性”的問題。也許可以認為，“翻譯工作者”在最初從事翻譯實踐工作時，雖然都感到了翻譯的諸多困難，但都“自然而然和不言而喻地假定翻譯是可以合理完成的工作”。可是，在20世紀60年代，哲學家奎因卻提出了一個關于“翻譯的不確定性(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的新觀點，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

所謂翻譯，不但涉及日常語言，而且涉及學科語言。于是，不但出現了對于“日常語言”翻譯的“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的相互關系問題，而且出現了“學科語言”翻譯的“確定性”和“不確定性”的相互關系問題。以下就談一個漢語哲學研究領域的“學術語言”翻譯事例：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陳康對于“being”的中文翻譯提出了一些堪稱孤明先發之見，但解放后的中國哲學界很少有人重視陳康的觀點；后來，由于汪子嵩、王太慶等人的大力推動和重新討論，引發中國哲學界的許多名人也紛紛介入研究和討論，從而推動了對許多有關問題的語言分析和理論認識。有關論文最后結集成為了《BEING與西方哲學傳統》。曾任中華外國哲學史學會名譽理事長的王樹人在為此文集撰寫的序言中評論說：“這不是一本普通文集。這是中土外國哲學界幾代學者對西方哲學思考和研究的一次重要聚焦。聚焦的焦點是西方哲學奠基性范疇‘einai(tobe，sein)’的‘中文翻譯’問題。”“可以認為，翻譯的實質確實是對原文‘文本’的一種再創造。”“文集從如何理解翻譯‘einai(tobe，sein)’所展開的討論，在中西語言文字、思想文化的比較研究中，深刻地揭示了這兩種語言文字、思想文化的異質性。這不能不說，是中土外國哲學界從哲學角度對中西思想文化認識和研究的一種重大深入。”

因為關于“einai(tobe，sein)”的“中文翻譯”問題是一個具有重要啟發意義的事例，以上就多占用了一些篇幅加以說明。再回到本文的基本研究主題“工程價值”，它不但涉及了許多現實問題和日常語言問題，而且涉及了哲學、經濟學、工程學領域的許多學科語言(概念)問題，本文以下將使用“游走”在日常語言和學科語言之間的方法撰寫一篇基本“體裁”為“哲學”的文章。

二、關于工程價值的經濟學研究與哲學研究的學科分野與關聯

(一)略談若干“同義詞”

在漢語中，“工程”和“勞動”是同義詞(本文不嚴格區分“同義詞”和“近義詞”)。“勞動”可以翻譯為英語的labour，“工程”常常翻譯為engineering。但“三峽工程”中的“工程”卻需要翻譯為project(可“回譯”為漢語的“項目”)。為何要把“三峽工程”中的“工程”翻譯為project呢? 因為三峽工程是一個工程項目(工程活動以“項目”為其“基本的活動單位”)，這就成為了把工程翻譯為project的“現實根據”和“詞匯翻譯理據”。可是，“三峽工程”這個詞匯又不能說成是“三峽勞動”。

在漢語的日常語言和學術語言中，“工程”可以指“工程活動”(例如可以說“工程現場”)，但又可以指“工程學”(例如，大學中關于“機械工程”的“教材名稱”和“系科名稱”)，而“‘工程活動’之‘工程’”和“‘工程學’之‘工程’”在內容和含義上，又必須認定為兩種含義不同的“工程”而不可將二者混為一談。從哲學研究的角度看，把“工程”當作“工程學”進行研究和把“工程”當作“工程活動”進行研究，幾乎可以說是兩種不同對象和內容的哲學研究。“工程”是一種“活動”，但有時又會指工程活動的“成果”或“產品”。由于英語中engineering的含義也非常復雜，這就使進行翻譯時勢必出現“復雜之上再加復雜”的情況。需要指出，在以往的學術研究中，許多學者往往僅僅把“工程”解釋為“工程學”而忽視了所謂“工程”在更多的情況下是指“工程活動”和“工程實踐”，于是，這就使許多研究者在研究“工程”(engineering)時形成了一個“學術視野盲區”，而這種情況對于工程哲學和工程教育的發展一直是一個嚴重的障礙。

可是，這里又需要指出：究竟應該怎樣認識和評價學者們的“視野片面性”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視野的片面性”有時又是與“觀察的深刻性合二而一”的事情。我們絕不能機械地和片面性地僅僅把以“學科研究”方式“選擇性”“自覺限定視野”看作“負面方法”而看不到“專門的”“學科研究”方式的“重要性”和“積極作用”。特別是，在研究具有“復雜性”和“多樣性”的“同一對象”時，不同學科的學者確實需要“自覺”地運用“自己選定”的“學科方法”和“學科理論框架”去研究現實生活中的“某種對象”。這時，“不同學科的學者”又會面對“同一對象”而進行“不同學科的學術研究”和取得“不同學科的研究成果”。例如，面對社會生活中的“生產和消費現象”，經濟學家運用經濟學方法、經濟學語言和經濟學理論框架進行研究，其研究成果歸屬于“經濟學學科的研究成果”；哲學家運用哲學方法、哲學語言和哲學理論框架進行研究，其研究成果歸屬于“哲學學科的研究成果”。

價值、勞動、工程、生產都是常用的“日常詞語”，可是，它們又被有關學者通過學術研究而“轉化”成為了經濟學、哲學領域的“學術概念”。以價值研究為例，人們看到了許許多多的“經濟學學科”的“價值研究”，同時也看到了許許多多的“哲學學科”的“價值研究”，二者既有不可否認的“學科分野”，又有一定的學術聯系，出現了經濟學和哲學的跨界溝通和交流。對于這種跨界溝通和交流，目前的狀況是存在著“不對稱”現象：經濟學價值研究領域相對地較多關注其中的哲學問題，而哲學價值研究領域對經濟學研究的關注較少。面對這種狀況，本文將更加關注對經濟學價值研究成果的哲學分析，希望能夠有助于“平衡”這種“不平衡狀況”，深化對工程價值問題的哲學認識。

(二)對經濟學領域價值理論研究觀點和成果的若干簡介

必須承認，經濟學領域對價值問題的研究在觀點和成果上都堪稱洋洋大觀，如果對經濟學的價值研究成果采取“忽視”的態度，哲學領域的價值研究“大廈”將“缺少一根支柱”。

經濟學的價值研究成果非常豐碩，這里僅簡述作為“經濟學理論成果”的“勞動價值論”。

在歐洲經濟學發展史上，威廉·配第首先提出了“勞動決定價值”的理論。他區分了自然價格、政治價格和市場價格；了解了商品的價值量同勞動生產率的關系；認識了勞動分工能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確立了金銀是最好的財富，貨幣才是唯一真正的價值形式；分析了貨幣的價值和職能；提出了“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的名言。配第之后，法國的布阿吉爾貝爾、魁奈、杜爾哥，特別是英國的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經濟學家又進一步發展了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到了馬克思，更意義空前地開創和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馬克思從考察貨幣入手，發現了生產商品的勞動的二重性，深刻闡述和分析了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勞動生產率和價值量的相互關系，運用經濟學理論框架深刻地闡釋和分析了價值的生產和交換、價值的分配和轉型等重大問題。

對馬克思提出的勞動價值論，在馬克思逝世后，“西方經濟學界對勞動價值論經歷了激烈而持久的爭論，其中有對勞動價值論持反對或否定態度的如龐巴維克、博特基耶維茲、薩繆爾森和斯蒂德曼等；也有對勞動價值論持堅持或維護態度的如希法亭、多布、斯威齊、曼德爾、德賽等人”。

為分析需要，這里再簡要對邊際效用學派的價值理論做一些介紹和評論。哈奇森在《經濟學的革命與發展》中指出現代西方經濟學發展進程中發生了“三次革命”：首先是亞當·斯密的“革命性”貢獻；其后是“邊際效用學派”的“革命”；而第三次革命就是大名鼎鼎的“凱恩斯主義”“革命”。百度百科條目“邊際革命”解釋說：邊際效用學派“使經濟學從古典經濟學強調的生產、供給和成本，轉向現代經濟學關注的消費、需求和效用。邊際革命從19世紀70年代初開始持續到20世紀初，相繼二三十年，邊際效用學派的代表人物是英國經濟學家杰文斯，洛桑學派的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和奧地利學派的門格爾。他們在19世紀70年代初先后出版了各自的代表作，并不約而同地討論了同一個問題，即價值由什么決定。邊際革命包含著兩項重要內容，即邊際效用價值論和邊際分析方法的廣泛運用。”百度百科條目又認為：“這種理論強調物對人的滿足程度，而滿足程度完全是客觀(筆者按：“客觀”應改為“主觀”)的感覺，因而邊際效用價值論是客觀主義的價值學說。必須指出：邊際效用價值論的提出使經濟學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領域即消費領域，因為物的效用只有進入消費領域后才能評價。” 需要指出：以上解釋中認為“邊際效用價值論是客觀主義的價值學說”犯了“南轅北轍”的錯誤，因為邊際效用價值論從本質上看是“主觀主義的價值學說”而不是“客觀主義的價值學說”(筆者按：這里不多涉及歷史文獻文本和經濟思想史領域的復雜情況和辨析問題)。

總而言之，經濟學家對價值問題提出了眾說紛紜的“經濟學的價值理論”，這些經濟學理論往往都具有自身的“哲學理論基礎”或“哲學色彩”，但在“學科歸屬”上仍然屬于經濟學。

(三)“創造論”觀點和“過程論”方法

上文已經多次指出：工程價值既可以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同時又可以是哲學的研究對象。當從哲學視野研究工程價值時需要特別強調和突出的基本哲學觀點和方法是什么呢?

1.關于工程價值的“創造論”哲學觀點

著名經濟學家里昂·瓦爾拉斯在《純粹政治經濟學要義》中把經濟學家的“價值起源”研究(在特定意義上說也就是對價值本質的研究)劃分為三大派。他說：“經濟學對價值的起源提出了三種較重要的解釋。第一種是亞當·斯密、李嘉圖與麥克庫洛赫的解釋，這是英國的解釋，把價值的起源追溯到勞動”。“第二種解釋是孔迪拉克與J·B·薩伊的解釋，這是法國的解釋，把價值的起源追溯到效用”。“第三種解釋，是布拉馬基和我父親A.A.瓦爾拉斯的解釋，把價值的起源追溯到稀缺性。”

由于本文的基本旨趣不是經濟學而是哲學，所以，這里不再從經濟學角度具體辨析上述三種經濟學價值論的異同和優劣，這里關注的焦點是這三種經濟學理論的哲學意蘊和三者在哲學本質上的分野。

馬克思說：“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從語義角度看，“勞動”的基本含義就是對“人(個體和群體)改變自然界的創造活動”的表述。從哲學角度看，所謂“勞動價值論”在本質上就是一種“創造論”的“價值論”觀點。依據“勞動價值論”，工程價值不是“天然存在”而是“人通過勞動過程而創造的結果”。與勞動價值論不同，上述的“效用論”和“稀缺論”的“價值論”在理論本質上具有“自然論價值論”的意蘊。

限于篇幅，這里徑直把“創造論”的哲學觀點當作一個研究工程價值時需要采取的基本哲學觀點，而不再對其進行進一步哲學解釋和論證了。

2.關于工程價值研究的“過程論”哲學方法

工程活動的“創造性”本質在方法論上必然表現出“過程論”和“階段論”特征。對于工程活動的“過程論”表現和特征，“工程學”和“管理學”中都有依據自身學科視野的闡述和分析。《工程方法論》一書在第3章中也側重哲學視野而闡述和分析了“工程活動的全生命周期方法”。本文以下就著重從“創造論哲學觀點”和“過程論哲學方法”對工程價值的若干問題進行一些簡要的哲學分析和討論。

三、對工程的價值創造、價值形態轉化和價值壽命的若干哲學分析

工程價值的含義和形態表現都復雜多樣。從語義和學科角度看，它至少包括三個重要含義：工程器物的“技術價值”、市場中的“經濟價值”和廣義的“哲學價值”。這三種價值各有自身的“特定本質和特征”，不可混為一談；另一方面，三者也有密切聯系。“技術價值”和“經濟價值”中自有“哲學意蘊”，需要進行“哲學分析”，而“哲學價值”也不可“空洞蹈虛”，常常需要落實到和落實為“技術價值”和“經濟價值”乃至其他學科的“價值創造”“價值轉化”和“價值實現”。

(一)工程設計及其提出的若干哲學問題

工程產品不是天然的物品，而是人工創造出來的產品。對于工程創造活動來說，其第一個環節就是工程設計。

馬克思說：“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領使人間的許多建筑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他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式變化，同時他還在自然物中實現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 雖然馬克思沒有直接使用“設計”這個術語，但他的這段闡述已經清楚明白地指明了工程活動的第一個環節就是“工程設計”。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分析商品和貨幣時，首先從對使用價值和價值、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含義和關系談起，以之作為進一步分析的基礎。大體而言，“使用價值”和“具體勞動”更強調和突出“技術”與“工程”方面的內容和含義，而“價值(交換價值)”和“抽象勞動”更強調和突出“經濟”與“經濟學”方面的內容和含義。馬克思指出：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前提和基礎。

所謂工程設計，首先就是指對工程產品的使用價值的設計，更具體地說，就是對工程產品的技術結構和技術功能的“技術設計”。在古代社會的手工業生產方式中，手工業師傅運用“經驗積累的方法”進行“產品設計和生產”，手工業作坊中的“設計工作與生產工作”也是“相互滲透與結合在一起”的。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特別是現代工廠與企業制度形成之后，現代設計師分化成為了“專門的職業”“設計”也成為了現代生產過程中的“獨立”的“第一個環節”。

對于“設計工作”和“設計活動”，原先的設計師往往只關心具體的技術設計問題，而沒有關注“技術設計”中具有普遍性的理論問題。在二十世紀末和二十一世紀初，荷蘭學派的克羅斯、梅耶斯等人提出關于技術人工物的雙重性的理論，推動了對技術人工物的結構和功能的相互關系的理論研究。在其后的十余年中，關于技術人工物的雙重性的理論研究引起了國際范圍的關注，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對于工程活動的發展，許多人都愈來愈深刻地認識到“科技推力”和“需求拉力”是兩個最重要的因素和條件。對于工程設計來說，不但需要考慮有關“技術”的可能性問題，而且需要考慮有關“需求”的程度、強度和迫切性問題。以設計一段高速公路為例，究竟將其設計為二車道還是設計為四車道，這就是工程設計的“價值需求設計”問題而不是“技術設計”問題了。

工程設計還涉及“工程美學”問題。雖然自古以來，建筑設計實踐中就高度關注“設計美學”或“美學設計”問題，但在普遍性的工程設計中，美學研究卻一直是一個薄弱環節。在現代設計史上，雖然工業革命使得“技術設計”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但約翰·拉斯金倡導的“藝術與工藝運動”(art and craft momement)卻在特別重視“藝術設計”的同時敵視大規模的工業批量生產方式。但包豪斯很快地開創了“現代設計教育”的新開端，現代藝術設計的發展方向也迅速地轉向與現代技術工程發展的潮流相互滲透與相互結合的方向。在中外“設計教育”與“設計行業”迅速發展的基礎上，最近數十年中，關于“設計美學”的論著在數量上從難得一見到風起云涌，甚至直接以“設計美學”為書名的著作也屢見不鮮。但從學術質量上看，還不能說有了理論上的重大突破。

“設計”活動不但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與功能，而且還提出了許多深刻的哲學問題。

限于篇幅，這里只談三個問題。

1.上文談到工業革命之后出現了專業化的“設計師”，但隨著哲學家對“設計活動”的新分析和新認識，有人提出了“人人都是設計師”這個新觀點，并且許多人都接受了這個新觀點。容易看出，當“人人都是設計師”這個新觀點被普遍接受之后，對設計問題和設計活動的哲學思考、哲學認識和哲學研究都必將迅速地進入一個新階段。

2.中國哲學史上一向重視對“有”和“無”這兩個范疇的研究，而西方哲學一向重視研究“being”而忽視對“nothing”的研究。可是，古今的中國哲學家和西方哲學家主要都是限定在自然對象的范圍內分析和研究“有”與“無”和“being”與“nothing”，而沒有把“人工物”和“設計”納入研究的視野。現在，當哲學家可以和必須把“設計”納入哲學研究的視野時，哲學家會看到設計的對象是特定類型和特定表現的“無”并且表現出新內容和新方式的“無”與“有”的相互關系。可以預期，通過對設計問題的研究，現代哲學家會把對中國傳統哲學理論體系中的“無”和“有”的研究、“道”和“器”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水平和新階段。

3.由于“設計”是一種表現為“想象”的心理活動，這就使對“設計”的哲學研究中必然要展開對“想象”問題的哲學研究。有人說：“在西方古典哲學傳統的視野中，想象并不占有重要地位，這是由西方哲學的基本取向所決定的，因為后者以理性、邏各斯為中心。”近代歐洲哲學家休謨、康德開始重視對想象的研究，“但對于整個西方哲學傳統而言，想象機能似乎一旦偶露其真實面目，便散發出一種危險的氣息，一種能夠解構整個傳統形而上學的危險氣息”，于是，現代西方哲學對想象力的研究也未能深入下去。現在，由于“設計”問題的現實推動和理論推動，我們可以期望對“想象”(包括對康德提出的“先驗想象力”問題的研究)的哲學認識和理解會進入一個新階段。

(二)工程活動的生產主體、生產條件與生產程序

在設計環節，“設計”的對象是“想象中的對象”而不是“現實中的對象”。“設計的對象”必須由“生產主體”經過“生產過程”才能轉化成為“現實的對象”，換言之，也就是轉化成為作為“生產的結果”的“產品”。

在現代社會中，“生產主體”常常采取“企業”形態的組織和制度方式，而不同形態的“機器”也成為了必備的生產資料和生產條件。企業通過一定的單元操作和生產程序而生產出特定的“產品”。

“產品”不同于“自然物”，而“商品”又不同于“產品”。

在直接的意義上，“產品”是“生產主體”依據一定的技術標準生產出來的。在生產環節，操作主體有可能按照生產標準進行生產，也可能違背生產標準進行生產，于是就既可能生產出“合格產品”，也可能生產出“次品”甚至“廢品”。“合格產品”具有“設計環節”所“設定”的使用價值，而“次品”和“廢品”“不完全具有”或“基本不具有”“設計環節”所“設定”的使用價值。

需要強調指出：只有在技術和生產的環境中，才會出現“合格品”“次品”“廢品”的區別；如果限制在“自然界”中看問題，一切“自然物”都是“平權”或“平等”的，不存在“合格品”“次品”“廢品”的區分和區別。

(三)工程產品的交換價值與價值交換

從技術角度看工程活動，其生產過程的結果是生產出具有“使用價值”的“產品”。

一家生產飲料的企業通過生產過程而生產出了“大量”的具有“使用價值”的“飲品”。但該企業的生產者不可能僅僅依靠本企業的“產品”“過生活”，他們生產的產品不是為了“自己飲用”，而是為了“別人飲用”。更具體地說，生產者生產的“產品”具有的“使用價值”不是他們自己直接需要的使用價值，當他們在生活中需要具有衣食住行等使用價值的各種具體產品時，他們必須在市場上用自己的生產“產品”交換自己需要的各種“消費品”。在市場交換過程中，“產品”成為了“商品”。“產品”具有“使用價值”；而“商品”具有“交換價值”。在“商品交換”過程中，實現了具有“交換價值”的“商品”的“價值交換”。

在“交換價值”和“價值交換”這兩個經濟學概念的深處，哲學家可以挖掘出復雜、深刻的哲學含義。

(四)工程的價值形態轉化、價值實現和工程價值的生命周期

在市場上通過交換環節之后，“商品”“實現”了本身的“交換價值”，轉化成為“消費品”。

在消費環節，“產品”的“使用價值”得以“實現”。經濟學中對于消費環節和消費的功能已經有了許多經濟學視野的研究。倫理學家和社會學家也對消費現象進行了許多“自身學科視野”的研究。

從價值形態和價值形態轉化的角度看，工程價值是“創造”出來的，工程設計和生產環節都是價值創造的過程。工程價值可以表現為不同的價值形態，不同的價值形態可以相互轉化。在消費環節中，工程產品的價值得以“實現”：對于作為“生活資料”的“消費品”來說，通過“消費過程”而“實現”了“產品”的價值，而對于作為社會基礎設施和生產資料的橋梁等“設施”來說，通過相當于“消費過程”的“設施運行”過程而“實現”橋梁等設施的價值。

工程活動要經歷自身的生命周期。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工程活動表現出不同的“價值形態”，在價值形態轉化過程中，工程也完成了自身的“價值壽命”。

工程的價值創造、價值形態轉化和價值壽命中有許多復雜、深刻的哲學問題，進一步的研究只能俟諸他日了。